狂野之血与王朔有关的日子-经济观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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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朔有关的日子-经济观察研究院

作者:马东
来源:桥下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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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8月23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对据守金门岛的国民党军发动大规模猛烈炮击,国民党军随后展开反击。
这一天,王天羽和薛来凤的二儿子在南京出生,取名王岩。
上小学后,王岩发现班里有个女生也叫王岩,就查字典给自己改了个新名字,叫王朔。他爸带他去办了更名手续。王朔后来说:「我出生在八二三炮战这天。按迷信的说法,不知有多少冤魂托身,小时候不觉得,四十以后发现脸上带着一股戾气。」
王朔的父母是同乡,小时候他爸告诉他,祖籍是辽宁凤城,上小学要填籍贯,他爸又让他填辽宁岫岩,大概是解放后重划了县。王朔是满族,岫岩就是一个满族自治县。
父亲王天羽从南京总参高级步兵学校毕业后留校执教,母亲薛来凤在校医院工作。1959年初,王天羽接上级命令,调到北京,家属一并调走。在北京,他们分到一套两室一厅,位于复兴路29号,训练总监部大院儿。家属楼在后,办公楼在前,王天羽就在院儿里上班。大院儿里还有食堂、幼儿院、门诊部。薛来凤被分到离家不远的复兴医院。
王朔一岁半前,薛来凤都把他当女儿养,留长发,梳小辫。后来有人劝,说这样下去性格会变,她才作罢,给王朔理了头,换上男孩儿衣服。王朔三周岁时上了幼儿园,因为长得可爱,很讨老师喜欢。
王朔小时候对父母的印象非常模糊,就记得他爸是一绿军装,她妈是一呢子大衣,「我十岁以前不认识我父母,小时候住在幼儿园。生下来第一印象就是在一大屋里,全都是小朋友,两个礼拜回一次家,有时候是四个礼拜」。
王朔小时候住在复兴路,平时看不着外边的人,有一次他和几个孩子进城,看见街上的北京市民,他们院儿一女孩儿就说:「看,这都是老百姓。」当时他们的自我定位是军属,不一定非要住在北京,要跟着部队走。
王朔小名叫锵锵,但性格却没这么响。他是大院儿里的老实孩子,特乖,或者说,特怂。真正的坏孩子是叶京和他哥夜猫子,王朔看见这哥俩儿就得跑。王朔家在三楼,叶京家在二楼,每次叶京一探头,王朔就从窗户往下吐痰玩。
王天羽爱看书,经常买书。在这个环境下,王朔小学时就看了大量的书,中外小说,文史资料,什么都看。他最感兴趣的是各种军事书,从小看的中共党史全是电报,第一手资料,专门给教员印的,还有张国焘的回忆录,李德的回忆录。
阅读跟上了,写作也没落下。王朔小学时就写五千字的检查,最常写的一句话是「做了阶级敌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儿」,在全校同学面前念,「我的写作功底就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
1949年以后,新中国率众进京,党政军带家属,不下百万人,北京变成了一个移民城市。王朔在西城上中学时,整班上海同学。他从小说普通话,后来去东城上学,才第一次听见满街人说北京话,「什么胰子,取灯,完全听不懂」。从那时起,他开始融入北京语境。
中学时,王朔响应毛主席号召,看了五遍《红楼梦》。但他最爱看的,还是各种战争回忆录和军事史。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以及德军名将冯·曼施泰因的《失去的胜利》,还有《第三帝国的兴亡》,他都看过。看得多了,王朔觉得,小说不牛逼,战争是艺术。
这些阅读经验,日后帮了他大忙,「我早期文字清晰干净,就打那儿来的,脏心眼别往上搁,历史上没这点儿搁脏心眼的地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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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王朔高中毕业,当时他只有两个选择,去农村插队或者当兵。父母商量后决定让他参军。1977年,王朔去青岛当了海军。王朔很高兴,只要能离开北京,他都觉得好玩。
王朔在中国海军北海舰队水面舰艇部队服役,当的是操舵兵。他是怀着当海军司令的抱负去的。车开进青岛,天在下雨,眼前一片红瓦,让他想起电影里的萨拉热窝。他们先去了青岛的郊区,一个叫即墨的地方,进新兵连训练。在那里,他们将接受三个月的新兵队列训练,和八个月的航海、操舵技术专业训练。
王朔从小腼腆,见生人最甚,但熟了以后,话就多了。战友们最喜欢的娱乐活动就是听王朔聊天。
有一次,中队开批判四人帮的讲用会,大家轮流讲。其他战友都是标准口径的老词儿,听得人想睡,越讲天越黑。王朔一张嘴,一串儿北京语流,顷刻万丈光芒,他的批判稿里夹杂了北京土话、政治俚语和各路坊间段子,下边笑成人浪。王朔平时和战友随口聊起战史秘闻、战术掌故也是连绵不绝。他还有一个读毛选的笔记本,有人借去看过,好看极了。
三个月后,部队招卫生员去青岛,本来招的是另一个人,但那哥们儿雄心健在,还想当操舵兵。海军的舰长大部分是操舵兵出身,因为舰长必须会开船。那哥们儿给王朔递话:「你当不当卫生员。」当时的王朔壮志已丧:「当。」
然后王朔就去了青岛市401医院,每天学打针输液、战地救护、伤口缝合、人体解剖。半年后,学成上舰,发皮鞋和呢子,几乎顿顿有肉。王朔上的是一条消磁船,主要工作是给别的舰艇消磁,保证指北针能指北。消磁工作一般在港湾里进行,王朔没出过远海。没活儿时,他就去帮厨。
1977年,恢复高考。很多战友动了心。1978年,在部队也能报考军校了。王朔很多战友报了第二军医大学海医系。同年,海军整编。王朔从船上下来,被分到一个仓库,还是当卫生员。
他在仓库里写出处女作《等待》,用第一人称写了一个青春期少女因精神生活乏味和父母操蛋的故事,背景是四人帮时期,臧健和算伤痕题材。王朔投给了《解放军文艺》,没想到直接发表了。五千字,编辑改动不小,寄来二十五块钱稿费。要知道,在401医院,三餐见肉,一天伙食标准才一块二。王朔捏着钱,心里盘算,这事儿,容易。
1980年,王朔复员回京,分到北京医药公司。那段儿时间,有战友在三里河附近一个高考补习班见过王朔。王朔老坐最后一排,穿一军大衣。老师在台上讲,他和后排几个女孩儿在下边小声聊,老憋不住,笑出动静。
在北京医药公司时,王朔是业务员,他们是二级批发站,卖输液用的生理盐水和葡萄糖。王朔后来还负责推销,推一些滞销品,领导给他定死任务。工作糟心,越干越烦。
期间,王朔还帮叶京卖过电子表,叶京从广州带回来几十块表,进价五块钱一块,王朔出去卖,一块卖了八十五,回来两人就去涮羊肉。他自己也南下广州干过一些倒买倒卖的活儿,但他沉不住气,东西一倒进来,就怕砸手里,承受不住压力。他还想过买辆车去跑出租,每晚刷一趟首都机场,宰两个洛杉矶来的人,一晚上一百多,顶三个月工资。
1983年,王朔再也无法忍受上班生活,一个月挣36块钱的他,感到他们大院儿那一带,整个阶级都在下降,完全没有安全感,他必须往上爬,写作是他当时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登云梯。于是他决定辞职回家,专心搞创作,家里表示支持,王天羽给他买了很多书。王朔自己为了提高文化水平,还背过《成语词典》。
薛来凤去医药公司给王朔办辞职手续,办完正好碰上王朔从楼上下来,薛来凤看着儿子和他的同事,觉得儿子确实有一种和其他人不一样的气质。王朔回到家,关起门来废寝忘食地写,每天写到半夜,长期持笔,手指都磨破了皮。
写作之余,王朔和叶京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在沙窝那边合伙儿开了个饭馆,是北京第一批川菜馆,叫天府酒家。王朔会做饭,是北京个体户协会登记在册的二级厨子。几个人每天混在一起。有个成语叫叶公好龙,叶是多音字,用作姓氏时读射,所以王朔他们常开玩笑,管叶京叫射京。
因为要写小说,所以王朔不常在店里,都是叶京盯着。一开始生意特别好,每天营业额能上三百,好的时候能过五百。生意做久了,叶京心气儿下去了,是挣了点小钱,但就是觉得没意思,不想好好开了,净跟顾客打架,隔几天砸一次,一般都是叶京先动的手。有一回还碰上一个会武术的河南人,站起来说:「俺跟恁会会。」
再后来,店彻底开不下去了,关门大吉,王朔更没事儿干了,继续回家专心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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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王朔看了一篇铁凝写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还有其他几个小说,看完之后改变了他的小说观,「这个我也能写啊」。他原先一直觉得小说都是虚构的,「这几个小说告诉我,小说可以写身边的事儿。我身边的故事比他们那有意思多了,生活比戏牛逼,把身边的东西描述出来并不困难。」
经商虽然失败了,但经验攒下了,王朔练成了一种商人的判断,他知道了什么东西好卖,他开始写《空中小姐》。当时他真认识了一个空姐,皮肤有点黑,没那么好看。
那是全民看小说的文学黄金时代,在重要刊物发表一篇小说,够高兴半辈子的。王朔写完《空中小姐》,定稿三万字,投给了《当代》,历经波折,终于发表。他前前后后钢之魔法师,连删带改,写了一百万字,手指常年有个坑。
1984年,王朔谈了六个女朋友,都分手了。最后一个分的,就是那位空中小姐。
那年夏天,一个闷热的晚上,王朔和一群朋友去北京舞蹈学院玩,结识了就读于中国舞系的沈旭佳。二人彼此印象不深,但互留了电话,告诉对方:「要实在无聊,可以给我打电话。」没过多久,二人就开始实在无聊,互打电话,相约去玉渊潭游泳,感情一路升温。
事情自然而然地演变着,我们互相不再和其他异性约会,每天只两个人在一起。不久,我去外地一个月,没写信,回来时看见她嘴角起了个大燎泡,一见面就使劲儿掐我的手,她越来越像我期待已久的那个人。
这时,我们谁也没注意对方是干什么的。那些太不重要了。我们都陶醉、眩惑在对方的魅力中。
当时王朔的《空中小姐》在社会上有一些反响,但根本不足以作为竞争优势。沈旭佳毕业后分到东方歌舞团,追她的年轻才俊多的是,但沈旭佳最终还是选了王朔。
1985年,王朔和沈旭佳合作而成的中篇小说《浮出海面》在《当代》上联名发表。小说写得很吃力,王朔自己很满意,通篇写的都是他俩的感情生活。但发表小说并不能解决王朔在物质上的捉襟见肘。
那个阶段,王朔和沈旭佳下馆子总是提心吊胆,就怕吃冒了掏不出钱,当众尴尬。沈旭佳跳舞也挣不了多少钱,跳一场才给五块。沈旭佳又是个心大的人,经常丢东西。有一年在北展剧场后台洗澡,皮衣和手表都让人顺走了。王朔和她都没表,走在街上想看时间,就得边走边歪头,盯着路人摆动的手腕。
那会儿王朔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每天憋在家里写稿,把希望全压在小说上。偶尔得着一笔稿费,都会先紧着给沈旭佳买点东西,鞋和衣服,什么都买,「反正沈旭佳在我眼里浓妆佳,淡妆亦佳,蓬头垢面,不掩国色」。
1986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发表后,王朔的生活开始走上坡路,手头渐宽,名声渐长。但沈旭佳好像并没有多高兴:「我真不想让你出名,我真希望咱们老像现在这样。」
那一年,王朔新写了一个小说,叫《橡皮人》,在《青年文学》发表了,对接的编辑是马未都。马未都顺带手把小说大样寄给了中国作协的唯一刊物《小说选刊》。最终,《小说选刊》决定转载。在当时,那是很高的荣誉。
那年夏天,经郑晓龙介绍,王朔认识了冯小刚,开启了一段长达几十年的纠葛之旅。
4
1987年,王朔和沈旭佳登记结婚,没房子,只能继续和父母一起住,婆媳融洽。同一年,《顽主》在《收获》发表,王朔语流开始大杀四方。他沾了北京话的光,他晃倒了墨守成规,捅破了一本正经,改变了人们的说话方式,甚至生活方式。最直接的体现,他废掉了量词,以前人们说我一个哥们儿,王朔之后,大家直接说我一哥们儿。他的口语写作,消解掉的东西,不止这些。
《顽主》被峨眉电影制片厂的米家山看中,要买下来拍成电影。米家山登门拜访,跟王朔聊了半天,谈好了价,三千块买走,提前预付八百。米家山当时给葛优的片酬也是八百。那会儿沈旭佳快生了,急需用钱,王朔也就卖了。
谈完买卖,王朔请米家山一行到他家楼下吃了顿饺子。王朔那天高兴,他在饭桌上放话:「就算科波拉来找我买《顽主》,我都不卖他。」其实原本王朔还打算去演一个角色,但试完镜一看,自己形容已糙,就放弃了。
后来,科波拉没来,张艺谋来了。那时,张艺谋刚凭借《红高粱》拿了金熊奖,风头正劲,过来找王朔聊,想买《顽主》,但《顽主》已经给了米家山,王朔不想干那背信弃义的事儿,就说再给他新弄一个,于是就写了《千万别把我当人》,「那是一个非常荒唐的故事,是我这一套嗑里登峰造极的东西,把我自己都写恶心了」。
张艺谋拿过来一看,觉得不理想,不是他要的东西,就没买,转身去拍了《代号美洲豹》。
王朔书柜里都是侦探小说和间谍小说,他爱看这个,后来也试着开始写。1987年,王朔在法制文学杂志《啄木鸟》上发了两个侦探小说,第二年,他又在别处发了几个。这几个故事是一个系列,主角是一个叫单立人的警察,最后集结出版,书名叫《火欲——警官单立人的故事》。这套侦探小说反响平淡,他自己也说没写好。
1988年是王朔电影年,同时有四部改编自王朔小说的电影上映,《顽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轮回》和《大喘气》。《轮回》是《浮出海面》,《大喘气》是《橡皮人》。
王朔觉得《顽主》拍的最好,理由很简单,「因为米家山没什么想法」,直接照书拍,就成了。《顽主》公映,葛优走上历史舞台。
《顽主》上映那几天,王朔一个朋友家去了两个安热水器的,一位师傅刚干了半天就开始犯困,说是因为昨天看了个夜场电影,叫《顽主》:「这片子怪了,不关灯也不上床,但真他妈过瘾,写这片子的师傅准跟我们这样的人一块混过。今后只要是这位王师傅写的电影,我非看不可。」
据说,当年王朔经常手拿小本儿,守在朋友们的牌桌边,听见有意思的话,就赶紧记下来,上课一般认真。
叶大鹰导的《大喘气》上映时已经入冬。王朔邀请叶京一块去看,那天下大雪,叶京开车拉着王朔,去往和平里影协影院。路上,王朔舞马长枪地跟叶京说:「中国电影,哥们儿现在平趟。」
尽管如此,但那时的王朔还是处于小范围知名状态。真正让他红到人尽皆知的,还是后来的《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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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6月6日,王咪出生,爷爷奶奶高兴疯了,他俩一直喜欢女孩儿。家里人都叫她咪咪。王咪咪小时候嘴甜如蜜,见到院儿里的老头,一口一个爷爷好。
王朔更是爱得不行,觉得女儿一笑,就像太阳出来,屋里也为之一亮。他动不动就捧起咪咪的脸狂亲,亲出一脸口水,想着,大了就不能这么亲了。抱的时候也在想,怎么办,总有一天不能抱了。王朔说,咪咪给他带来的快乐是他过去费尽心机也不曾得到过的。他还跟人说,没想到生一个孩子这么好玩儿。
除了快乐,王咪咪也给王朔带来了烦忧。三代人共居一室,处处不便。老人话多,小孩儿泪多,王朔哄完这个顾那个,手里的笔还不能停,只好挑灯夜战。连续熬鹰,王朔实在盯不住了,开始托朋友帮他找房子,《啄木鸟》杂志的编辑葛小刚很快就给联系了一套安可信。两室两厅,煤气暖气。离他家很近,只有一站地。房主是葛小刚的朋友,也是王朔的粉丝,表示除了房租,别的费用都不要,王朔送他几本书就行。
虽然有了自己的住处,但毕竟不是家。添了几件不称心的家具,捡了一套朋友淘汰下来的沙发东归英雄传,王朔就这么凑乎住下了。但他坚信自己在这儿住不了多久,他和葛小刚说:「这套房子我顶多租一年,一年后我要还没有自己的房子,我他妈一头磕死。」
一年后,王朔买了房,三室一厅,敞敞亮亮。还花一万二买了一套意大利真皮沙发,朋友们都开锅了,王朔有自己的盘算,「根据自己的底儿,消费一步到位,省的这山望着那山高,总产生更新换代的念想儿」。收入水平上来了,消费水平紧跟其后,王朔从这时起开始喝洋酒。
1989年初,马未都、王朔、莫言、海岩、苏童、刘恒、刘震云、魏人、史铁生等人在北京成立了「海马影视创作中心」,开始市场化生产、出售影视作品。文艺和商业搭上了线。王朔是法人兼理事长,马未都是秘书长。
成立的新闻还上了当年1月12号的《人民日报》,发在第3版,「科学·文化·体育」版,标题叫《海马影视创作中心在京成立 一批中青年作家进军影视界》。创作中心后来定名为「海马影视创作室」。
1990年,王朔参与策划的中国第一部室内剧《渴望》播出以后,引爆全国。「海马影视创作室」开门见春。据《渴望》的监制郑晓龙说,当年《渴望》收视率探顶,无人不看,社会犯罪率都下降了,因为这个事儿,公安部还专门对《渴望》全剧组进行了表彰。
1991年是王朔的写作分水岭。1991年之前,他主要写小说,1991年之后,他主要写剧本。他的自我划分也很清晰:「1991年前我是个职业写作者,1991年之后我基本上就是一个放任的态度。」
1991年,「海马影视创作室」主力阵容开始写《编辑部的故事》,剧本写完后,送了数次才过审,正要开拍,突然发现剧本丢了。除了王朔以外,马未都、葛小刚、魏人他们几个都有工作,没人愿意再重来一遍。
王朔正在糟心,过来一人,是正在剧组打杂的冯小刚,他说希望能跟王朔一起把这个本子弄完。最终,二人合力写完了剧本。1992年,《编辑部的故事》播出,成了一代经典。这是王朔第一个主笔写的电视剧。后来有一天,冯小刚说丢的剧本找到了。
1991年,王朔写了大量剧本,他动手写了《渴望》续集的第一稿剧本,是个电影。他还和王海鸰、乔瑜一块写了电视剧《爱你没商量》,一共四十集,一集一万五千字,王朔写十集,十五万字。
「电视剧实在太辛苦了,是一个体力活儿。最后给我写残了,写恶心了。看字儿恶心。一天写一万字,我后来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写东西,就是那次给我写恶心了。」那一年,王朔写了很多小说和剧本,全算上,有一百多万字,直接写奔溃了。《爱你没商量》播出后,口碑坍塌,王朔迎来首次大败。
1992年,宋丹丹要拍一个喜剧电影,找王朔写剧本,王朔没底,想再找一个人垫背。于是就想起梁天的哥哥梁左,以前听过他写的的相声,觉得是自己到不了的好。
通过梁天,王朔结识了梁左,成了难得的朋友。他俩经常换书看,王朔有一套《文史资料》,梁左一直想全套收编,王朔不答应,梁左就五本五本借着看。梁左史书看多了,谈吐打扮老气横秋。王朔说自己非常愿意和梁左出去,女孩儿见了都说他们像两代人。梁左老爱说:「我是一直没好看过,王老师年轻的时候好看过,现在就老忘不了,还以为自己好看。」说完就狂笑。
这一年,华艺出版社出版了王朔的小说集《过把瘾就死》,收了王朔几个中篇小说,市场迅速燎原,短时间内卖了30万册。出版社被王朔的市场影响力吓到,赶紧开始准备给王朔出文集。同年,华艺出版社推出《王朔文集》,分为纯情卷、矫情卷、谐谑卷、挚情卷四本。王朔开了在世作家出文集的先河。
王朔的市场意识一直领先于市场。出版《王朔文集》时,他要求实行版税付酬制,不再用过去的稿费制。华艺的编辑金丽红对版税的概念闻所未闻,之前出书,作家只拿固定稿费,卖多少和作家没关系。王朔这次要求按印数拿钱,卖一本就得给他一份钱,按码洋的10%走。
在王朔巨大的市场价值之下,华艺同意了这种付酬方式。金丽红她们后来才弄明白,王朔当时这个提法是跟国际接轨的。《王朔文集》出版后,热销全国,不断加印,再版。
《王朔文集》之后,中国出版社的市场化出版理念逐步确立,版税制也沿袭下来。王朔帮所有中国作家涨了钱。
6
1992年底,英达找王朔聊,说想做一个家庭喜剧,两人一来二去,聊出了一家人的架构。拉投资的间隙,王朔想出了剧名,就叫《我爱我家》。
回京后,英达拿着钱准备开工,但王朔找不着了,听说是去了海南岛,躲《爱你没商量》造成的坍塌舆论。好容易联系上了,但王朔不想继续跟了,他把梁左推荐给了英达,梁左开始接手《我爱我家》。
后来,梁左还给王朔埋了颗彩蛋。《我爱我家》第十三集:
贾志新说:小凡她们同宿舍那同学叫沈旭佳,花三十块钱买一奖券得一热得快,在学校没使两天让人给没收了,倒罚二十。
那段儿时间,人们打开电视,原著王朔,编剧王朔,策划王朔,满屏幕都是王朔。王朔在影视上的成功,给当时憋在家里苦闷码字的中国作家指了一条翻身路,很多作家跟随他的脚步开始转攻影视。
1992年,王朔已然红到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一家台湾公司打来电话,想买他作品的全部海外代理权,他脱口报了个一百万美元。报完就后悔了,万一他的小说在美国红了呢。但话已出口,算了,一百万就一百万吧。挂掉电话,他和沈旭佳就开始商量,怎么花这一百万,该买点什么。商量了两个小时,夫妻二人,尽得其乐。
王朔在1992年还抽空出了一盘磁带,专辑名叫《玩的就是心跳》,磁带封面写着「王朔词作歌曲」,一共12首歌,歌名都是王朔的小说名,全部由那英、田震、韩磊等当时最红的歌手演唱。王朔最红的那几年,《正大综艺》还跑来请他去当嘉宾,找了两次,他都没去。
这一年,王朔还放出话来,要写一部大小说,叫《残酷青春》。最损写成《飘》,一不留神就写成《红楼梦》。
1993年,《上海文学》第6期发表了华东师范大学王晓明等人写的《旷野上的废墟一一文学与人文精神危机》一文,拿王朔和张艺谋开刀,说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当代人精神信仰的破碎,反映了时代人文精神的萎缩。
由上海学术界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自此揭开序幕。王朔日后被迫出走美国的祸根,就此埋下。
那两年大量的剧本创作耗尽了王朔的写作才华和状态,放下笔,他一身疲惫,写不动了。他转身另辟新路,开公司寻求突破。
1993年,冯小刚拉上王朔,投了十万块,开了「好梦公司」,王朔是董事长,冯小刚是总经理,公司总共三个人,董事长天天自己擦桌子。好梦公司主要还是做影视,王朔构想了一套绝佳的商业模式,可以更好地经营剧本,但需要几百万来启动。好梦公司没这个钱,但叶大鹰有。
第二年,叶大鹰开了个「时事公司」,挖走了王朔。时事公司也是影视方向,还做艺人经纪,签的第一个艺人是陆毅,每月给陆毅发五百块生活费。
王朔对朋友一向不错,虽然离开了「好梦」,但还一直惦记关照着朋友,他帮冯小刚的电影处女作《永失我爱》拉到了投资,还回「好梦」拍了《我是你爸爸》。
后来叶大鹰跑到俄罗斯拍《红樱桃》,把公司留给王朔一个人,王朔的日子不好熬。再后来,投资人出了问题,资金链断了,王朔的工作从花钱变成了找钱,到处嗑合作,见了一堆骗子。最终,王朔离开了「时事公司」。
1993年,姜文拍完《北京人在纽约》,从美国回来。之前张艺谋给了王朔一万块,买了《我是你爸爸》的改编权,打算拍,找姜文演。王朔把剧本都改好了,但姜文在美国时突然对这个心思不大了,给王朔打过几个电话,流露出要放弃《我是你爸爸》的意思。姜文回来后,就开始写剧本,筹备《阳光灿烂的日子》,改编自王朔的《动物凶猛》。
电影开拍后,王朔去剧组看热闹。后来,他出于虚荣,答应在剧中出演一个角色。在卢沟桥拍第一场戏时他就后悔了,那场是冬天拍夏天的戏,凛冽北风下他一直在流鼻涕,后来还窜了稀。第二场戏是在莫斯科餐厅,他演北京传奇顽主小混蛋,只有一句台词,主要是演被扔,往天上一扔,再掉下来。那天,他被一帮武警官兵扔了整整一夜,最后大家都没劲儿了,有一次他掉下来,百十号人,居然没一个伸手的,幸亏有个好心人用脚垫了一下,他才没直接砸在地上。
他悔死了,「在空中我无数次地问,问自己,你这是何苦呢?有意思吗?难道就不能安于当一个观众看电影吗」。第二天早上,他从老莫出来,走在街上,他知道,自己的明星梦,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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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初的一个晚上,王朔,沈旭佳和几个朋友在西苑饭店顶楼旋转餐厅吃饭。期间,不时有年轻服务员过来找王朔签名。吃到一大半儿,冯小刚一脸凝重进来找王朔,他告诉王朔,有消息说,今后各类媒体均不得报道有关他的新闻了。还是人文精神大讨论的余威。
1994年,王朔认识了在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上大二的徐静蕾。王朔面对二十岁的徐静蕾无法自持。多年后王朔接受采访,聊起徐静蕾,还是难掩春风:
徐静蕾是摇滚果出身,小时候喜欢摇滚,摇滚果出身在北京范儿是最正的,玩的是邋遢帅,就是完全不修边幅的年轻人,我特别喜欢这种人。
二人很快进入另一个交往层级情迷维纳斯。1995年,王朔和沈旭佳离婚了。后来,沈旭佳带着王咪咪去了美国。这个债,王朔背负一生,「我对不起女儿,对不起沈旭佳,我是她俩的奴隶」。
家庭破裂了,事业上也正经受着压力,王朔暂避风头,蛰伏待机。转机没让他等太久,就在他离婚这一年,有一家公司投了五百万,拍《我是你爸爸》。那时张艺谋已经不打算拍了,王朔说那我自己导,这是他第一次当导演。开机前,有记者采访王朔,他说:
如果我来做导演的话,我更想成为姜文那样的导演,我觉得写小说也好,拍电影也好,必须是独特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能这么拍是出人意料的,这使我想到最近看的一部获戛纳大奖的电影《黑色追缉令》(即《低俗小说》),那导演和姜文差不多大,也是30岁左右执导了这部片子。
王朔散漫自由惯了,他不爱同时跟这么多人打交道,拍《我是你爸爸》时,他根本盯不住。他后来明说,他当不了导演,导演要团着一帮人,他搞不了这个关系,也没这个耐心。他想当的导演是那种不累的导演撒旦魔王,总体把握,其他人把东西拿出来,他说行或不行。
在现场,他动不动就钻车里和叶京聊天,他还经常在片场睡觉。最忙的是冯小刚,一溜小跑过来问朔爷你看这个这么弄行么,他回一句,你看着办,转头接着聊。布光、清场,协调各工种,好多乱七八糟的事儿都是冯小刚在弄。后来王朔自己也说过,冯小刚是一个工兵型的导演,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他其实存了点私心,需要有冯小刚这么一个人一直在,但冯小刚并没有这个打算。
二人的间隙也因此而生,「我心里暗暗希望,我真正拍电影的时候,他给我干执行导演,当然人家有自己要发展的路,所以最后我对他有点不满」。
1996年,上海和北京两地同时出版《人文精神讨论文选》。人文精神大讨论还没完,但已近尾声。
那一年,王朔为「好梦」写了剧本《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开机不到十天,接到了电影局的停拍通知。那时,片子已经花进去一百多万。韩三平还有更坏的消息,《我是你爸爸》也被毙了。从北影厂回来的路上,王朔和冯小刚都没说话。
《我是你爸爸》虽然被毙了,但他们后来还是偷偷拿出去参了展,在洛迦诺拿了金豹奖,得了四万瑞士法郎。自己的事业虽然不顺利,但王朔还是在积极帮助徐静蕾的事业向上发展。王朔把徐静蕾推荐给了自己的好友赵宝刚,出演了他的电视剧《一场风花雪月的事》。那是徐静蕾的处女作,也是她的成名作。
1997年,王朔准备再拍一个电影,改编自池莉的小说《一去永不回》,打算让徐静蕾演。但这个剧本在当年的清理精神污染,重建人文精神中被认为是宣扬灰色人生观,再次被毙。
王朔在国内彻底待不下去了,正好有纽约出版商邀请他去出英文书,他就去了美国。他凭借之前在美国一些媒体的报道中积累的声名,申请了杰出人才绿卡,很快就通过了,「美国人多仗义啊,我一申请杰出人才,人家两星期就批了,给我发了两张绿卡,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另外,王朔当时手上还有一个斯坦福大学的邀请,但他没好意思去,说臊得慌。
走之前他对冯小刚说:「咱们分开吧,他们是冲着我来的。你有机会活,不要一起死。」
8
到美国后,他去了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和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城市,就是为了走走看看,也为了将来能堵人之嘴,「别人一说起哪儿哪儿,你说你去过,他就不会跟你多啰嗦了」。他在纽约和洛杉矶待的时间最长,阿城住在洛杉矶,他老去找阿城玩。
在美国时,纽约的出版社还曾介绍王朔给《花花公子》等杂志投稿,王朔用中文写,他们翻译成英文,与此同时,王朔还得到了一些写剧本之类的活儿。通过投稿,王朔对《花花公子》有一些新认识。他从《玩的就是心跳》中摘了一些片段,投给《花花公子》,为了增加知名度,帮助新书在美国更好地发行,但是稿子被退回来了,理由是太黄了。
王朔说自己在美国期间,没有遇到过任何不愉快的事儿,他觉得美国是理想社会,非常适合小市民生活。王朔在美国待了半年,回国了。回来后,他考虑过,将来老了以后可能还会到美国去住,「这么多年我在中国这个地方沽名钓誉,结下了一些仇人,所以我老的时候打算死在美国,不为别的,就为图个清静」。
王朔回来时,冯小刚正在筹拍改编自王朔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的电影《甲方乙方》。冯小刚听说王朔回来了,派人送去五万块钱,王朔没要,他不想再掺和影视圈儿的事儿了,他后来一直看不惯冯小刚的一些为人处世方法,加上还有一些利益问题,多重因素下,他和冯小刚渐渐疏远了。
回国后,王朔重新回归写作生活,开始接着写当年说的那部大小说《残酷青春》。王朔1997年10月开始动笔,一直写到1998年10月,本来没打算结尾,因为只进行到了预想的一半儿,但字数已经过了二十万,怕太厚,影响销售,就先出一本,取名叫《看上去很美》。
王朔原本的打算是把《看上去很美》当成整个这个大长篇的第一章,没想到,第一章就写了二十万字,全写完,怕是也该死了。写《看上去很美》的一年里,王朔常常处于喜悦之中,甚至还有久违的得意感,得意自己还没失去对文字的驾驭能力。
从《看上去很美》开始,王朔的文字里口语少了,书面语多了,他说这不由他,活泼口语大多出自少年之口,不年轻了,强装少年也可怜。人到中年了,还是稳重一点,描情状物准确一点,可能有点啰嗦,有点伤感。这种情调倒是非常适合写回忆。
王朔一直以来的写作观就是不重复自己:
若没有变化,没有新东西,我自己也觉得没意思,一个小说有一个小说的路子,就像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相貌。我找《看上去很美》的相貌找了好几年,好容易找到了,没想过多与众不同,只觉得这是唯一合适的,即使落入时髦,也只能如此。
王朔觉得写《看上去很美》,自己像又活了一次,重新目睹了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儿,又和老朋友们在一起,百感交集,有时感觉自己像在写遗书。
这个大小说,王朔原来计划写四本,第一本叫《看上去很美》,第二本叫《黑处有什么》,故事时间线连着,五年写一本,从小写起,把他整个人生经历记述下来。1999年,《看上去很美》出版之后,虽然卖了40万本,但反响评价并不好,王朔马上就收了,不再写了。
那一年,王朔在《中国青年报》上发了《我看金庸》,引来群攻。次年,他又在《收获》上发了《我看鲁迅》,八面杀气。说完这两位,王朔又在《南方周末》上发了《我看王朔》,把自己骂得体无完肤。王朔跟人吵架的原则是批评对方,也批评自己,把自己骂残了、骂矮了,能说的不能说的,都说出来,然后蹲着骂对方,让对方无处下口。
9
2000年是王朔的崩溃年,几位亲友相继去世。
梁左死完,我哥死,然后我爸死。都连着,两礼拜死一人,还有几个朋友。这一下造成严重的危机感。很多年轻人觉得生活是永恒的,遥遥无期的,太远了。他那一下造成你一百八十度大转向,一下你就看到生活尽头了。死亡就在跟前,下礼拜不知是谁,在那时造成了很大的心理恐慌。
那时,王朔进城走机场高速,特别冬天傍晚,就觉得那一片片灰树林子后面藏着另一个世界,就觉得看到了自己这一生的尽头。
王朔后来在情绪灰暗时,为王咪咪写下一段儿话: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孩子,我们都不在了的时候好陪伴你。爷爷和大大在的时候我和他们很疏远,他们走了我很孤单。
崩溃后的几年,王朔老在外边吃,不知该吃什么,就看电视找胃口,看了韩剧就想吃韩餐,看了日剧就想吃日料,看完美国电影就去吃牛排,有一天看完《小鸡快跑》,煮了两鸡蛋。看完中国戏,什么都不想吃。他更爱吃家里饭,他说自己是自作自受,有家的时候把家折腾没了,现在又想吃家里的饭了。
2002年,王朔和叶大鹰,姜文,还有另外两个朋友,在三里屯开了一个酒吧,叫非话廊。几位股东里,王朔去的最多,老能见着,所以大家就一直管「非话廊酒吧」叫「王老师的酒吧」。王朔听了,说啰嗦,直接叫「王吧」不就得了,后来就叫开了。
「王吧」的装修是艾未未设计的,线条利索。「王吧」分两层,王朔一般在上层会各路亲友,往飞了聊,他管「王吧」的上层叫上层建筑,其他人在下层喝大酒,结账也在下层,徐静蕾管「王吧」的下层叫经济基础。王朔说他真挺喜欢开酒吧的:
那有一种把家放大,街上的行人随时都会变成亲人的感觉,走在街上,左邻右舍,每家店铺的人都认识,都打招呼,你还知道每家店的一点小秘密,那感觉真是不错。
2003年春节过后,王朔开始写最新一版的《致女儿书》,最早的那一版,写了一章,一万字大抒情,一个月后再看,觉得肉麻,就给删了。写完手上这版的前两章后,又觉得第一版好,但也懒得再恢复了。
王朔想过把《致女儿书》当遗书写,也想过写了不发,死后再发顶遗产。《致女儿书》写着写着,写不下去了。王朔一怒之下就换成了《和我们的女儿谈话》,换成了别人,对方言的女儿说,好像情感就不那么激动了。
「非典」以后,王朔去三联书店买了三本《华严经》,回家发现那是最难看的经,全是在聊看见什么了。后来朋友又送了几本经,他看《金刚经》时觉得很费劲,就望文生义用北京话把《金刚经》和《六祖坛经》翻译了一遍。接着,王咪咪从美国回来了,他陪着玩了一个月,然后又在家窝了一个月。
那时的王朔,时常自我怀疑:「最让我难以正视的是,我时时发现在自己内心深藏着一个打不消的念头:退出是为了更大型更招摇的进入」。
不过,那段儿时间,王朔确实打通了自己身上原先好多解不开的穴道。
我就是人家说的那种软蛋、怂包、雏逼。能承认这一点真好,我感到放下一个大包袱。这辈子背着他我真是累坏了。
王朔说他四十五岁时终于可以承认自己不勇敢了。他想起好多自己当年的不勇敢:
有一年,他在白塔寺挤公交,被人一脚从车上踹下来,一句话没说。当兵时,他和一个老兵骂起来,老兵冲过来刚要动手,他立刻道歉。在翠微宾馆,他的自行车被看门的把气放了,本来是他发火,结果对方一发火,他就走了。
「这就是我的性格,苟全性命于乱世,惹不起躲得起,富贵可淫,威武可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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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徐静蕾想当导演,于是王朔拉来一众好友帮忙,姜文,张元都客串了徐静蕾的导演处女作《我和爸爸》,叶大鹰更是直接上了主演。徐静蕾包揽了出品人、制片人、编剧、导演和女主。
王朔其实对徐静蕾一直寄予厚望:「在我们北京,50年代杰出代表是刘索拉,又能写字儿又能写曲儿,60年代杰出代表是王菲,70年代我希望是徐静蕾。」
2004年,张元在八一厂的棚里拍电影版《看上去很美》,王朔去探班,见着演他童年的小演员董博文后,两人都臊了,长得太像了。最后,王朔抱起董博文合了个影。
王咪咪才是真的越长越像王朔了。王咪咪上初三时,王朔对她说:「你不要参加中考了,你要考过去你就是傻子,你要考不过去,你自信心会受到很大打击。」
后来,王朔把王咪咪送到了美国去上学,他觉得美国教育很靠谱,「不像咱们大学生出来什么都不知道,人家中学生出来就都知道了」。王咪咪在中国不爱学习,到了美国以后,变成一个特爱学习的人。
学习上,王朔从没要求过,「你有兴趣学就去学,你没兴趣学你就当普通人,当个普通人不丢人」。他对女儿的期许再简单不过:「我希望她快快乐乐过完一生,我不要她成功,我最恨这词儿了。什么成功,不就挣点钱,被傻逼们知道吗。」
2005年前后,王朔在家写《我的千岁寒》,他家门口住着一个修自行车的,他一见那人就烦,灵感全无。有一天终于忍不住了,他跑出去跟那人说:「我给你三万块钱,你能不能别在这儿住了。」修车的一听:「行啊。还有这好事儿。」
王朔赶紧回家取钱,修车的把钱一拿,收拾东西,绝尘而去。他为什么说了个三万呢,因为他家里当时有且只有三万块。《我的千岁寒》是在一种飞行状态下写成的,也是在极度沮丧和痛哭中写完的。那几年王朔手头有点紧,生活上老需要靠朋友接济。
王朔在家写累了,偶尔也出去玩。2005年春节,邻居组织了一个趴体,叫了他。邻居有个朋友叫王子文,四川人,北漂来混演艺圈儿,遇了点儿糟心事儿,她和经纪公司签了个流氓合约,最近又添了些纠纷,她觉得不公平,要解约,对方不许,还威胁她解了约就别想在这圈儿混。王子文执意要解,然后就被对方起诉了,索赔二百万。王子文吓坏了,在北京待不下去了。
王朔上去一打听,那个经纪公司上边的总公司他有熟人,他觉得这个事不复杂,好办,当即揽下。
那个阶段,王朔还养了一只猫,朋友送来时是个英文名字,叫 bubble,后来王朔给起了中文名叫八不,他说猫是最可爱的动物,比狗好,独立,「甭以为你对它好,它就得对你好,你以前对它好现在对它不好,它还得对你好,没门儿」。
这中间,徐静蕾第三部导演作品《梦想照进现实》上映了,王朔写的剧本,是他最熟悉的那套嗑,但当年喜欢这套嗑的观众,部分下落不明,部分换了口味,电影反响平平。
王朔没进影院看,他不爱看自己的东西。这一年,他窝在家里全身心投进去看了一部电视剧,叶京导的《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底子是《玩的就是心跳》,还揉了《橡皮人》、《动物凶猛》和《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把王朔看疯了。
我连续看了三天,我当真事儿看了,那是一个长篇小说,当年我放过话,要写一个大小说《残酷青春》,最损写成《飘》,一不留神就写成《红楼梦》那个,现在不必写了,《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就是,叶京当长篇小说给写了。说实在的,狂野之血《看上去很美》想往下写,别写了,基本拍完了,这个自然段可以没有了,从此这一段儿我不写了,写不过他。现在长篇小说都没有这么精彩的人物。
11
官司最终还是没避了。2006年12月26日,48岁的王朔出现在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为19岁的王子文充当代理人,要求与对方解除不公平合约。
出了法庭的第二天,王朔接受邀请,上了搜狐的一个叫《明星在线》的节目,大鹏是主持人之一。开头聊了一会儿官司,后来就聊飞了。王朔聊了冯小刚、叶京、张艺谋、韩寒,还说了娱乐圈儿和国产电影,收不住闸。搜狐最后给这次访谈定的标题叫「做客搜狐娱乐两小时,王朔什么都说了」。
接下来的三个月,王朔开始了大规模巡回聊天活动,各大门户网站轮番请他,挨个儿聊了一遍,他还接受了《三联生活周刊》和《南方周末》的采访。
开始去那几个地方,还稍微提一嘴官司,后来就完全放开聊了,基本上是问什么说什么,说了一些事儿,骂了一些人,随手几刀小开杀戒之余,还道了很多歉。
《三联》采访了很多王朔身边的朋友,整个采访下来,人们谈论王朔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他是个善良的人。」大家的口径出奇地统一:「其实王朔很痛苦,他对这个世界过于敏感。他是一个心地善良,假狠的人。他写得狠,但内心不是这样。」
王朔这一轮聊得最畅快的地方,还是《锵锵三人行》,聊出了语流。《锵锵》向王朔发出邀约,王朔说上节目可以,但必须找梁文道来对聊,他觉得凤凰卫视就梁文道最靠谱。王朔在《锵锵》一共聊了五期,聊得电光四溅,昙花定格。
后来,许子东又上节目,不禁感慨:「王朔做过以后,我们节目就很难做了。像谈朋友一样,你打过野战以后,再坐下来吃个蛋糕、喝喝咖啡,就都没意思了。」
王朔曾说,若是下令,全国每人都必须追星,他就追阿城。但其实没人下令,他也追星,追的就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曾子墨,「曾子墨是林徽因以后范儿最正的。过去有句话,江浙人,北京话。新思维,旧传统。这是女孩子里的极品。当年他们说林徽因就是这么说的」。
王朔上《锵锵》时还和窦文涛、梁文道炫耀:「我和曾子墨天天短信不断。」王朔很热爱这项活动,他在《和我们的女儿谈话》说过:「人生至乐就是和聪明女人聊天」。
官司后来也有了结果,法院判王子文败诉,王朔带着法院判决的10万块钱现金和2100块诉讼费,登门言和,并和对方经纪部负责人武丹丹同志进行友好拥抱,还送上两本《看上去很美》和三套《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王朔对判决结果表示接受。但王朔说自己这边不是输了,而是得到了公平的结果,10万块解约金也是对方应得的权益。
王朔在现场为当初在搜狐骂武丹丹的事儿当面道歉,除此之外,他说他还要向冯小刚、张艺谋道歉。他跟冯小刚也和好了,虽然当初因为一些原因产生过矛盾,但没什么不能原谅的,「中国和日本还相逢一笑泯恩仇了,咱们普通老百姓有什么深仇大恨的?又不是杀了谁爸爸。道歉特别好,一道完歉,立马就轻松了」。
王朔觉得认错这件事儿特别好,「我因为认错,我这辈子占了大便宜,我当然不可能句句话都说正确了,但是我说错了我就认账」。
虽然败诉了,但王子文其实已经得到了最好的结果,她一直很感激王朔。王朔也一直在关照她,一路护航。王子文先是签到了王朔好友赵宝刚的经纪公司,后来在冯小刚的两部电影里,又都给她安排了角色。
12
2007年4月1号,王朔在上海举办了新书发布会,出了《我的千岁寒》。在上海期间,他见了陈村、王安忆、孙甘露、沈宏非等很多老友。沈宏非为了迎接王朔,组织了一场名为「动物凶猛」的饭局,王安忆还亲自下厨,为王朔献上一道拿手私房菜「黄芽菜煮东海梭子蟹」。
后来,王朔还在东方卫视的安排下,和韩寒见了面,两人都有点腼腆,瞎聊一气。聊到喜欢的姑娘类型,韩寒对主持人说:「他(王朔)喜欢小孩儿,我其实就喜欢姐姐。」王朔说:「我在你那个年龄,也喜欢姐姐。」
王朔其实不想过操这么多心的人生,他明确说过自己的理想:
我走到今天,其实一点儿也不愿意像今天这样,我的人生理想是当一大堂副理,我愿意干那个,全世界最大的办公室,又不用负太大的责任,能处理的处理万足念什么,不能处理的往上交。我愿意当这么一人。谁愿意尽那么多社会责任,多累呀。
不过《我的千岁寒》确实是王朔创作生涯中的得意之作,讲的是佛教禅宗祖师惠能得法传法的事儿。
我不爱给自己吹牛逼,但我这次真得说,写得确实好,但是这还不是全部,我还天天进步,还能更好,气死他们,我才四十九,我他妈还能写得更好。
那帮傻逼跟我臭来劲儿多长时间了,有本事你们拿出作品来,哥哥拿出来了。我原来起手是一手傻牌,我都秀你们,我现在起手是顶天花同花顺,通秀大伙。
2007年上半年,王朔开始在占座网发声。占座网是一个实名制大学生社区,是徐静蕾电子杂志《开啦》的合作方,徐静蕾的网站鲜花村也是占座技术团队帮着升的级。当时占座的功能比较简单,本质上是个博客,这也是王朔本人唯一开过的博客。
他上占座的第一天就玩嗨了,第二天还专门写了一篇长文,取名《回忆初夜》,开头一段儿是这么聊的:「昨晚可说是我在网上第一次群交,和所有初夜一样既混乱又兴奋累得骨头痒痒。」
王朔在占座的发博频率非常喷涌,大部分都不长,就是一句突然蹦出来的话,一句影评,或一个想法,有时一天能发十几条」。放眼望去,飞花摘叶:
「南极可要化了」
「连吃两碗白米饭的诀窍」
「舞蹈起源于假嗨」
「请大家脱袜子检查自己的小脚趾头盖」
「夜生活小常识」
「从摇滚果儿的衰落看锐舞果儿的兴起」
「火山口之于沸腾岩浆是直观的地狱」
「北洋时期正经是一情景喜剧」
「我一胖,还像臧天朔呢」
「刘索拉建议我练电贝司」
光是陈列标题,已然一场盛宴。
还有一篇《告天下担心我的红知》,内容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收一红知短信有感。短信原文:……你别乱来,他们会不会把你杀啦?)
这位红知是谁,没人知道,王朔红知太多了。关于他和徐静蕾的关系,以前接受采访,记者都问过,二人口径不同,徐老师答得不复杂:「王朔是我的良师益友。」王老师答得更简单,就两个字:「红知。」
王朔后期爱用省略词,绝不多说一个字,红知就是红颜知己。王朔说自己有很多红知,池莉、王海鸰、曾子墨都是他的红知。红知队伍里没有王安忆,王朔原话,「王安忆是我亲姐姐」。
后来金丽红去找了王朔,把他发在占座的内容集结整理,然后又加了一些别的没露过面的东西,做成一本书,叫《新狂人日记》,书名是王朔自己取的。那一年,王朔还出了《致女儿书》。第二年,王朔又出了《和我们的女儿谈话》。算上《我千岁寒》,前后十一个月,王朔出了四本书。
王朔一直想写一个和所有小说都不一样的小说,几次以为逮着它了,终于把他揪出来了,几次都是揪住个头发,拉上来一看,脸不是,认错人了。《和我们的女儿谈话》是揪得比较多的,揪出上半身了,才觉得不像。虽然最终还是不像,但已经自爆得粉身碎骨了。王朔很喜欢朋友给他的评价「文坛钉子户」,「就不搬迁,就在这儿扎下来了」。
闹完天宫闹东海,大家都以为王朔这回是彻底回来了,没想到他转了一圈儿后,又彻底消失了,他的占座再也没更新过。再次出来公开接受采访,是八年后的事儿了。
13
2013年9月7号,王咪咪结婚了,嫁的是画家朱新建的儿子朱砂。婚礼是在北京霄云路一家法国餐厅办的。王咪咪初三时去美国上学,2007年考上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朱砂在法国读艺术研究生,王咪咪有一次去法国玩,机缘巧合,二人相识相恋。两个人经历差不多,都是从小跟妈在国外长大。
婚前双方家长正式见面。那时朱新建生了病,身体状态不好,说话不便,但可简单沟通,王朔见生人话也不多,两个老男人,相对无言。朱新建一直给王朔递烟,王朔平常出门不太抽烟,养嗓子,在家写东西的时候才抽。那天下午他跟着亲家抽了一包。多数时候,二人都在互相抽烟,互相微笑。
婚礼那天,王朔没去,按陈丹青的说法:「他扛不住,他没勇气站这儿。」冯小刚顶上来救场,担任证婚人,撑住了场面,刘震云、陈丹青、赵宝刚都代表娘家人上了台。
消失的几年里,王朔除了写小说外,还写了几个剧本。他看完《非诚勿扰》后跟冯小刚说:「小刚你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我一看我老觉得我有下嘴的地儿。」冯小刚一听高兴了:「那你要有兴趣的话,要不然你弄一个续集。」王朔确实起了兴致:「行,咱一块。原来我觉得犯贫这嗑我都快不会写了,你把我这想写小说的劲儿逗起来了。」最后,王朔借《非诚勿扰2》聊了一把生死。
后来,王朔还帮朋友写了几个剧本,冯小刚的《私人订制》,姜文的《一步之遥》,徐静蕾的《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后来《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问王朔选戏写剧本的标准是不是就是为了帮朋友。他说:「不是我帮朋友,是朋友帮我。写小说慢,我得靠写剧本挣钱,解决生活问题。」
2015年年初,受徐静蕾之邀,王朔消失八年后来首次接受媒体专访,也只有徐静蕾能请动他,媒体是《南方人物周刊》。王朔其实丝毫不避讳谈徐静蕾,之前接受采访时他就主动说起自己住的别墅是徐静蕾买的,他也说过死了以后钱全归徐静蕾。
徐静蕾也公开聊过王朔:「我觉得分手之后还是可以成朋友,而且可以成很好的朋友,我有一个男朋友,二十年了,几乎每天还会打电话。」两人后来不在一起了,反而成了一种更高维度的关系。
王朔又养了一只猫,叫多多,是一只短折耳。他用上了微信,但在朋友圈只看不说话,他的微信头像就是多多。王朔家一直电视开着,但处于静音状态,只走画面,王朔后来一直这样看电视。他一个月去一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吃到月底,打卤面收尾。
他的书桌上散放着十来本旧书,是他正在写的史前小说的参考典籍。他一天写五百字,电脑写稿改起来方便,他边写边改,需要用词的地方,炼字如炼金。
王朔说他91年停笔后,不知道下面该写什么,他想写巨牛逼的东西,但是他不知道那巨牛逼的是什么。
中间不知道要写什么的时候就特拧巴,没有方向。我觉得应该是写一个跟我自己的生活有关的,于是写了《看上去很美》,从我的幼儿园开始写,是不是这个?写完我发现不是这个。
直到我找到现在这个故事,现在这个故事结构,我的全部思想感情都能安放进去,这个结构特别合适,我把它投射到古代和远古以后反倒自由了。
王朔新写的是一个史前小说,他说中国其实有文字的历史没多久,没有文字之前的史,只有一些非常零碎的线索,史前史里有巨大的空白,谁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王朔觉得搞清楚我们是怎么来的特别有意思。
他还在里面编一个中国的假圣经。他渐入佳境,本来他最不擅长就是描写场景,但是写史前,写到嗨时完全没障碍了。
小说名字已经有了,他想到一特别得意的,但不能说,怕被人提前用了,计划写三四十万字,当时已经有了二十三万字。这个小说他只给女婿朱砂看过一段儿。
王朔一直觉得别人的支持特别廉价,没必要,时过境迁都会走,没有人记得你有多少支持者,人家只记得你的作品。作家不重要,作品最重要。
他一直想写一个和所有小说都不一样的小说,「多年来,我一直盼着哪天把这本操蛋小说写出来,我就踏实了,可以放心去过自己的日子,到处转转,到异国他乡看看风景,像电影里那样一个人开车长途旅行去看望朋友,或素未谋面的亲人,吃一点没吃过的东西,每天躺着晒太阳,或开个酒吧。那些年,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玩好,净想着小说了,心不在焉」。
除了作品之外,王朔对此生还有一个遗憾:
我有一个心愿没了,我希望再有一世,我当一个普通人,去当我的大堂副理去。再有一世我也不想这么乱七八糟的,我也找一女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得过一辈子这个我才不再来了。否则人间给我的记忆太不好了。

《致女儿书》:原来王朔如此教养女儿
致女儿书王朔
我承认我自私,真不巧让你看出来了,但你不是别人,你就是我的“私”,我做自私考虑时都把你包括进来,尽管你可能坚决不同意。照照镜子就知道,你为什么跟我这么像,一看到你我就特别分裂,你妈也说过,真是“活见鬼”。当年你妈刚怀你我就反对生你,知道生了你就完了,当时惧怕的是内心的温情,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魔术,让自己看着自己,永远无法安心。
前几天和你在网上聊天,你的一句话真有点伤我的心,你大概是无意的,随口一说,你说,做你女儿真倒霉。还记得吗,你上来态度就很激烈,问我为什么几天没消息,一口一个自私,一口一个白痴。我说你怎么骂人,你说跟我学的,还问我为什么没有老郝那样的朋友。我说你不要当愤怒天使,问你是不是因为是我女儿受到别人什么亏待。你说那倒没有。既然无关别人,那就是我亏待你了。
我不是在这儿抱怨,你有权表达你的感受,我不能当一个你满意的父亲,至少可以当一个言论自由的父亲。说伤心也请你原谅,毕竟被自己女儿这样说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过去我认为只有你妈才有资格这样说,觉得我对你已经比对所有人都好了,把你视为珍宝,想象自己可以为你死,经常被自己感动,也知道你未见得如我一般想,没想到差距这么大。更锥心的是你说得对,我说爱你,其实最基本的都没做到——和你生活在一起。
一个女儿对好父亲的要求其实很低对吗,只要他能和自己住在一起,这一条没有,再说什么也只能称为虚伪了。你妈说过,我错过了很多你成长中的时刻。过去我还不太能体会她这个话,现在这句话每天都在敲打我。你妈这话有两层含义,一是替你不平,二是责我不懂人生什么重要。也只有你妈,能一语道出咱们俩的不可分,一份缺失就是两个人不完整。
嘴里说最爱你,实际上从一开始就使你的人生像残月,这就是我,你讲“倒霉”也不为过。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希望你的父亲不是我。我小时候这样想过,我那时想将来我要有孩子绝不让她这样想。人家讲,当了父母才知道做父母的不容易,我是有了你才知道孩子的更不容易和无可选择。当年和爷爷吵架,说过没有一个孩子是自己要求出生的。想到你,越发感到这话的真实和分量。你是一面清澈的镜子,处处照出我的原形。和别人,我总能在瑕瑜互见中找到容身之地,望着你的眼睛,即便你满脸欢喜,我也感到无所不在的惭愧。你还是婴儿的时候,只要一笑,就像太阳出来,屋里也为之一亮。那时喜欢捧着你的脸狂亲,因为想,大了就不能这么亲了。抱你的时候也想,怎么办,总有一天不能抱了。
最后一次离开你们,你妈妈一边哭一边喊你的名字,你不应声,悄悄坐在自己屋里哭,我进你屋你抬头看我一眼,你的个子已是大姑娘了,可那一眼里充满孩子的惊慌。我没脸说我的感受,我还是走了,从那天起我就没勇气再说爱你,连对不起也张不开口,作为人,我被自己彻底否定了。从你望着我的那眼起,我决定既剥夺自己笑的权利,也剥夺自己哭的权利。
很多有过家庭破裂经历的人说,大了孩子都会理解的。我相信。我一点都不怀疑你将来充分观察过人性的黑暗后,会心生怜悯,宽大对待那些伤过你的人。那是你的成长,你的完善,你可以驱散任何罩在你身上的阴影但我还是阴影。在黑暗中欠下的就是黑暗的,天使一般如你也不能把它变为光明。理解的力量是有限的,出于善良的止于善良。没有人因为别人的理解变回清白,忏悔也不能使时光倒流,对我这样自私的人来说,连安慰的效果也没有。
当一个自私的人,就意味着独自待在自己当中,和这个世界脱钩,既不对这个世界负责也不要这个世界对自己负责。自私也讲规矩,也讲权利义务对等,不攀援,不推诿,是基本品质。喜事、成就未必不可以择亲分享,坏事、跌了跟头一定要悄悄爬起来或者躺在这个跟头上赖一辈子。被人拉起来再抱住这只手哭一场大家混过去为真正自私者不齿。做了小人就勇敢地当一个小人,这是我在你面前仅能保存的最后一点荣誉感。
我选择自私,盖因深知自己的卑下和软弱,与其讲了大话不能兑现不如压根不去承当,是苟全的意思。在你之前,做得还好,也尽得他人好处,但始终找借口不付出,沿用经济学概念,将自私视为“无形的手”就是立论之一。这一套到你这儿就不成立了,你是孩子,因我出生,这不是交易,是一个单方行为,在这里,唯独在你,我的自私法则走到了尽头。
如果说我对你怀有深情,那也不是白来的,你一生下来就开始给予,你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我过去费尽心机也不曾得到过的,我跟人说过,没想到生一个孩子这么好玩。相形之下,养你所花的金钱微不足道,所以咱们俩要有账,开始就是我欠你。
如果你鄙视我我不能无动于衷,这个世上大概只有你才能让我鄙视自己,所以我比你更迫切需要一个鄙视自己的理由,我怕你轻率地原谅我同时给我借口原谅自己。
离你越远,越觉得有话要跟你说,在你很小的时候就想,等她大一点,再大一点。二○○○年开始我给自己写一本小说,本来是当给自己的遗书,用那样的态度写作,把重要的人想说的话那些重要的时刻尽量记录在里面,当然写到了你,写我们在一起时的生活。写到你时闸门开了,发现对你有说不完的话,很多心思对你说才说得清比自言自语更流畅,几次停下来想把这本书变成给你的长信。坦白也需要一个对象,只有你可以使我掏心扒肝,如果我还希望一个读者读到我的心声,那也只是你。
这种拼命想把自己端出来向你诉说的心情在大大和爷爷猝然去世之后更迫切了,我怕像他们一样什么都不说就离开了。不说,就等于什么也没发生过。我怕被当成另外一个人,这个世界还是很宽容的,至少对死人是这样。我想要你确切地知道我是个什么人,为什么会走到今天,那样也许你有机会和我不一样。我不知道自己的一生意义何在,希望至少有一点,为你的一生打个前站。做人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所有说法和实情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空隙,好像一生都在和这个东西挣扎,分辨力越强这空隙越深不见底奥村燐,最后似乎只好把这空虚视为答案和真相。
大大去世后,我陷入这个空虚。爷爷去世后,这空虚更无边际。他们是我的上线,在的时候感觉不到,断了,头顶立刻悬空,躺在床上也感到向下没有分量地坠落。我也常常想他们,想他们的最后一刻。我把自己想象成他们,每天都是自己的最后一天,我想在这一刻,我也许有机会明白,我们这样来去,这样组成一家人,到底为什么。
特别怕像奶奶一样,你也知道,她还活着,我也对她充满感情,可我们在一起就像生人一样。
很感激你来做我女儿,在这个关头给我一个倾诉机会当我能信任的倾诉对象。在你还不会说话的时候,你就在暗中支持我,你一直支撑我到此刻。这两年我一样样儿丢光了活着的理由,只有你丢不开。这些日子,是靠你振作起来的。你大概也这样支持了你妈妈。你比你所能想象的还要有力量很多倍对我们来说。不知把我的一生强加给你会不会太沉重。也很难过,一想到我没了之后,你妈妈、奶奶去了之后,你一个人还要在这个世上待很久,为你自己操心,为你的孩子操心,就觉得带你到这个世界上来真是太不负责太自私了。
我对人间的第一印象是畏惧。一下子被扔进人群中,在还不知道自己是谁前,先要学会控制自己的生理反应,依照一个严格的时间表进行每天的活动。按时吃饭没有问题,任何时候吃饭总是一件喜事。按时睡觉问题也不大,睡不着躺着也多少是个令人舒适的姿势。比较麻烦的是按时撒尿和定点拉屎,到时候没有,过了点又来了,这是不以孩子的意志为转移的,特别是在梦里,来了就要搞在身上或者床上。人生而是自由的,天赋权利就包括随地大小便,原始人一定一辈子都这样。你小时候,想在哪儿拉就在哪儿拉,来了感觉正在哪儿玩就在哪儿原地蹲下,地毯上沙发上饭桌上,最缺德一次拉在我们枕头上。我们谴责过你吗,没有。我们尊重你的这个权利。是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往你开裆裤下塞便盆,再后来是把你往厕所赶。你比我强,只记得一次你在幼儿园尿了裤子,打电话让我们送棉裤。我到部队在新兵连还尿过一次床,打了一天靶,成绩不好,又累又沮丧,晚上情景重演,幸亏天寒被薄,睡觉也穿着绒裤,没在床上留下痕迹。今天我也没学会数着次数尿尿,想尿就尿,怎么可能呢,像火车进站那样准时定点。
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人之常情,以为我是有缺陷的,爱拉屎,每当一群小朋友在一起好好的,我忽然拉了裤子,我就崩溃了,刚刚获得的一些做人的信心荡然无存。不知道你是在什么情形下有的自我意识,我是在一次次当众出丑中强烈感受到的,我来了,我在这儿,倍儿让人讨厌的一个家伙。
现在都讲人能被生出来是得了冠军,中了头彩,单为此就该对这趟人生感激不尽倍加珍重。我来的时候可没这么想,一点也不像一个闪亮登场。你见我小时候拍的照片都皱着眉头,不高兴,还有一张干脆是哭的,那是我对做人的真实看法。这个世界上来给我一个下马威,吃饭跟抢命似的,每天至少尿一次床,和小朋友打一架,挨老师一顿骂,当众或背地里哭一场,谁也靠不上,只能靠自己,而自己也很不靠谱。
很难,学做人很难,难在收拾,自己是一个烂摊子,不懂也要装懂,沐猴而冠,鉴貌辨色第一要学会。要忍,从生理需要练起,这个功夫练好了,装其他的孙子也就是小菜一碟。送你去幼儿园,不是家里无力抚养,有一种担心,怕在家里长大的孩子将来不能适应社会,也确实看到在家娇生惯养的孩子上学后被其他抱团儿的孩子排斥,变得孤僻,影响了性格。
从我这里就希望你具有讨人喜欢善与人相安无事的能力。人的宿命是跟人在一起,我不是国王,可以把你一辈子放在身边,早晚你要离开家,越小越容易得要领,痛苦越少,或者说痛苦是一样的,越小越容易忘记。一般认为三岁就该去学了。小狗生下来为人抚摸,长大就把对人忠诚当做自己的天性。不知道你的内心,看上去很令人欣慰,两三岁就会看人下菜碟,一屋子人你一进去就知道谁是老大,越没靠山越会来事儿,从来不自个儿找亏吃。大家都说你这眼力见儿和乖巧劲儿像我。瞧,一代就形成遗传,到你的孩子,不会生下来就是个马屁精吧。
我是在保育院变成油子的,一件事首先不在于对错,而在于可不可以当着人做双槽细度计,是否能给出一个很好的理由。永远不要相信别人会原谅你,只要有可能就否认一切。打算撒谎最少要有两套方案,一个被揭穿就撒第二个。这就是大人说的两面派。这才能在我长大后非常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是我最重要的品格,每次遇到麻烦就是凭借它转危为安,乃至化敌为友。一直有蛊惑和压力让我放弃这才能,书啊知识分子的呼吁以及来自我内心的声音,我都扛住了,没意气用事。经验告诉我,大部分人不配我用诚实的态度对待。诚实大多数时候不会使事情更简单,反而导致尴尬和不必要的浮想联翩。一般会被指为缺心眼儿,同时助长一种极为不良的心态:自大。要诚实,先要有条件,诚实之后别人也拿你没办法。
保育院的快乐都是恶作剧,要么是看人出丑,偶有几瞥同龄女孩的友好眼神儿。孩子的单纯在那里都是粗鲁,没见过通常表示爱意的拥抱和亲吻,对人好也是用侵犯对方的方式表达,只有这样才能和别人的身体接触。这样的环境,对别人始终抱有警惕,要不断判断对方的意图。把人分成两类,可以欺负的和不可以欺负的。和强者结盟,因为和弱者在一起就意味着你也是弱者会跟他一起被欺负,渐渐习惯毫不同情弱者。献媚和屈从是每日的功课,渐渐练出一副巧嘴和笑脸。
最困难的是打架,大家看着你,必须打,否则不会被强者圈子接纳。我是胆小的,知道自己不行,还要去,每次去都十分恐惧,硬着头皮坚持。去打架,是我一直到少年时代的最大的噩梦,总怕露馅。八岁时,和大大在楼前跟二单元的屁巍子打架,一棍子打在人家头上,人家没事,我一屁蹾大在楼前跟二单元的屁巍子打架,一棍子打在人家头上,人家没事,我一屁蹾摔在冰上。十四岁在神路街打一个在路边玩扑克的人,人家都失去知觉了,仍抱着人家的头拍砖,脑子一片空白,后来为这事进了朝阳分局。最恐怖的朋友就是到处惹事一喝酒就闹酒炸的。
长大后最轻松的就是一个人遇到事可以忍气吞声地走开。我在白塔寺等公共汽车时曾被一个人从车上踹下来,一句话没说。当兵时和一个老兵骂起来,他要动手,我立刻向他道歉。在中央警卫局开的翠微宾馆,我的自行车被看门的撒了气,本来是我发火,人家一发火,我就走了。这是我的性格,苟全性命于乱世,惹不起躲得起,富贵可淫,威武可屈。很高兴你是女儿,这样你就不必受这份考验。
今天我终于可以承认我不勇敢了,面对公然的暴力,一心想的就是怎样逃开,哪怕丧失尊严。我就是人家说的那种软蛋,包,雏逼,一直是。能承认这一点真好。我感到放下一个大包袱。这辈子背着它我真是累坏了。姜文有一次坐出租车,司机说你就是演姜文的那个人,他回来跟我们说这个司机说得真好。我从保育院开始就演自己,演到今天经常要醒一下,告诉自己你不是这样。
凶猛动物——王朔的火焰与海水
来源:一点儿乌干菜
作者:章程

4月11早上,接到新经典总编杨老师的电话,说是看了我的文章《我们在池塘湖底——致王小波》,惜才,邀请我参加12号晚在北京单向空间举办的王小波逝世二十周年活动。我诚惶诚恐,概因一眼瞥见同时出席的名单:蔡骏、韩松落、绿妖、徐则臣和张天翼诸位老师。我高中时代看过他们的书,所以当晚演说时不免紧张。但能如此近距离地听作家们说起另一个作家,这种感受确实很奇特。
徐则臣老师在说到王小波的时候,提及了王朔。他说这两人是给汉语写作松绑的作家:
“在王朔之前,口语似乎从没有如此大规模地进入汉语小说,他给小说的‘说’正了名,即使之前曾有过轰轰烈烈的方言写作,依然没有把汉语小说从端庄的书面化中解放出来。或者说,他把小说之‘说’的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之重要,让小说里自始至终飘荡了一个真正日常的口语。不管这种口语化于小说的这一艺术文体而言是否科学,大概也没法否认,王朔以一己之力改变了当代汉语小说叙述的生态。然后是王小波,毋庸置疑。”
这是徐老师演讲的文字版本,但当晚他脱稿而谈,说得不尽相同。大概是说中国至明清以来涌现许多小说,有很多篇幅很长富有世俗气息的对话,但只是寻常的市井闲聊,直到王朔这儿,这些“说”,才成了日常,成了小说的核心。一堆人在那叽叽喳喳的说话,而且说个不停,满篇的人物都在胡侃。他说至此,我没忍住扑哧笑了。这“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确实是我在读王朔的书时最直接的感受了。
王小波也谈过王朔,但三言两语带过了:“与王朔有关的影视作品我看了一些,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有些作品里带点伍迪·艾伦的风格,这是我喜欢的。有些作品里也冒出些套话,这就没法喜欢。总的来说,他是有艺术成就的,而且还不小;当然,和伍迪·艾伦的成就相比,还有不小的距离。”
伍迪·艾伦的电影我看过不少,觉得是一种知识分子式的絮絮叨叨。而八十年代就说出“流氓都去当作家了”的王朔,向来爱拆的,就是精英们的台子和西洋镜,他还不无讥讽地调侃他们只是“知道分子”。王朔喜欢以“流氓”自我标榜,他也同样絮絮叨叨,不过不是精英式的,而是小市民式。他爱在公众面前把自我的姿态放得够低,内心留着傲慢。我总觉得他的骨子里是悲悯的。没有悲悯,就遑论艺术创作的深度了。他很狡猾,从不说这些冠冕堂皇的东西。但这种悲悯,让我觉得他深沉,就像梁左。

毫不夸张地说,王朔公开发表过的作品我全看过,大部分都喜欢,最偏爱的是他的两个长篇《我是你爸爸》和《看上去很美》,中篇的小说则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和《顽主》。
虽然识其文风许久,可真正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王朔,还是大学时看《锵锵三人行》。他样子不蛮横,没有老气,甚至有着几分清秀,可以想象年轻时一定嫩得可以,可能还带着稍许害羞和机灵。其实他在《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电影中出境过,确实眉清目秀,而他的角色身份却是“胆大手黑,威震北京的小坏蛋”,这当然是姜文或他自个儿要求的揶揄。我算明白了梁左的那句玩笑话,他说:“我是一直没好看过,王老师年轻时候好看过,现在就老忘不了,还以为自己好看。”
窦文涛和梁文道本是非常能说的主,可是碰到“侃爷”王朔,根本插不上话。王朔的语速很快,让人诧异他的脑容量之庞大。我能想象他写《顽主》等完全用对白组成的小说时,一定也是边写边狡黠地嗤笑,词语想必一个接一个蹦出来,他只要一铲接一铲地往纸上搬运就行了。文思如尿崩,写到绝妙处,难免不击案自觉牛逼。
他在节目上谈到自己在北京大院长大,小时候看的都是第一手的政治资料,还都是军队内部文件。这种军事情结,一直就延续到他的阅读喜好上,如偏爱《张国焘回忆录》和《丘吉尔回忆录》等。大院的孩子都有这种情结,甚至连一帮人聚在一起打扑克,用的都是军事扑克。相较于大院里人高马大的孩子,他已经算文气和安分了,可仍然能轻松翻过两米高的墙,一个猛子扎到水下憋一天不出来。
他公开说自己有着“反社会”和“攻击性”人格。我不觉得他有那么坏,有的人喜欢把对外界的姿态,或社会人格的部分,自我贬低,免得苦心去经营形象。他身上的那股无赖劲,无非是后天形成的伪装和保护,这是对他童年期父母“缺席”的后天的自我补偿。他内心何尝不孤僻敏锐,一个不脆弱与敏感的天才,是难以驾驭如此纷繁复杂的创作的。
阿城在《脱腔》中有说,王朔是“一个共和国的善良的人,现在这样的人罕见了;一个心理上,我的观察是在童年受过伤害的人,容易害羞,但从动物行为学讲,害羞不是软弱,而是抑制机制,抑制的是攻击性,进取性。我从来不理文如其人那一套,所以也无所谓反差”。
阿城眼光真准,评价得在理。我从王朔的作品中看到的就是此种感受,他夸张了自己的攻击性,却讳言了自己的善良与温情。

马未都曾说:
“王朔有个能力,就是凡是他经历过的生活,哪怕一个生活场景,哪怕我们大家在一块聊天,他都能够逼真地高于它再现,这是他的能力。所以你看他所有的小说,一定是有事的,一定是有过这段经历,绝都不是凭空捏造的。这是他创作的一个秘密。我认为他的文学能力强在这,就是他观察事物的那种仔细。”
所以从王朔的写作中去寻觅他的自小的经历,是可靠的。王朔爱看侦探小说,他自己也写了不少,如《人莫予毒》和《枉然不供》等,但不为人知。我自知自己在阅读他的作品时,无疑也是当着文字荒原里的侦探,一点点建立对他的认知和判断。
《看上去很美》这部小说是他对自己“人之初,刚落草”时的模糊又真切的经验记录。他和那时候所有军人的孩子一样,在群宿环境中长大,一岁半送进保育院,“和小朋友们在一起,两个礼拜回一次家,有时四个礼拜。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人是爸爸妈妈生的”。
不必像福楼拜那么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我们也能知道,方枪枪就是王朔。他坦言自己“小时一直是个坏孩子,习惯领受周围人的指责和白眼,那才觉得像自己”。
在张元的电影《看上去很美》中,幼儿园也是一种监狱,是集体主义对于个人主义的压制,体制对个体的规训与惩罚玉女性重伤。其中有一幕,当老师们抓到和陈南燕睡在一起的方枪枪,开始围着他哄笑,在这萦绕着的笑声中心的方枪枪,一脸无辜与茫然,他也跟着笑,开始还笑得童稚纯真,后来,这笑容渐渐变得无所适从,无奈到让人怜惜,甚至一度要成为哭泣。
在小说中,王朔描写了方枪枪,或者是说小时候的他自己,对于黑暗侵蚀而来的感受:
“夜晚不是光线的消失,而是大量有质量的黑颜色的入侵,如同墨汁灌进瓶子。这些黑颜色有穿墙的本领,尤其能够轻易穿透薄薄的玻璃。完整平均的黑暗使我瘫软,连翻身的力气也没有。明知同室还睡着那么多人也不能给我丝毫安慰,四周此起彼伏的鼾声、磨牙声、梦话声更突出了我的孤立。本该大家一起害怕的东西全要我一个人面对。”
这种黑暗的经验,如梦魇般,不仅是物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他认为老师是妖怪,要吃掉他和他的朋友们。他拉着陈南燕的手,试图逃出这监禁,可是外面是个医院,他无处可遁形。老师教训他,唬他最终也要变成他们中的一员。他害怕。成人世界的运转逻辑始终包围着他,到最后他被集体孤立。谁说孩子就没有孤独?这大概就是王朔压抑的童年期的真实写照。

想到王朔的时候,我不会想到他的嬉笑怒骂,他的争议和孤傲,他喋喋不休的胡侃,反而一张深沉且悒郁的面孔会浮现出来。他的原生家庭并不幸福,他在《致女儿书》中,对于自己的家庭的记录,总是诸多和父母的争吵,大吼。有些话看了让人唏嘘:
“我不记得爱过自己的父母。小的时候是怕他们,大一点开始烦他们,再后来是针尖对麦芒,见面就吵;再后来是瞧不上他们,躲着他们,一方面觉得对他们有责任应该对他们好一点但就是做不出来都装不出来;再后来,一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
《我是你爸爸》中的很多桥段,似乎都来自他自己的感受,这在《致女儿书》中证实了。王朔抱怨父亲脾气差,对于孩子交友的干扰太多,对他的朋友很不客气,还会教训他们,这让他觉得父亲很失态。他怕他的父亲,这个父权的形象让他望而生畏。而母亲并未填补这种失落,她专制,在家独大,不知尊重与理解孩子。
中国式家庭的感情,大抵就是这样隐晦与深沉,每个人都如同难以摆脱身上毕露的刺的豪猪。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开诚布公地相互坦露过自己的真实内心,可能没有,所以在《我是你爸爸》,王朔用文字弥补了这一缺憾。小说的最后父亲和儿子最终互相谅解,而现实中,王朔的父亲早早离世,他在父亲去世后曾给自己定了个要求,不要再和母亲吵架。但很遗憾,他没有做到。
在博客年代,洪晃谈到王朔和徐静蕾的关系时说:“小时候多少是被自己的母亲惯坏了,为所欲为,所以需要一个女人为了他赴汤蹈火,象自己的母亲一样呵护。”这话说的十分刻薄,可是有一点她说的对,王朔是没有长大的。
他内心始终还是那个叫方枪枪的小男孩。他自小缺失的部分,在往后被他用暴戾补上了。

王朔的青春时期,被他花了不少笔墨记录在《动物凶猛》中。北京复兴路,方圆十数公里被他视为出身故乡,居民来自五湖四海,无一本地人氏。与老北平号称文华鼎盛一时之绝的七百年传统毫无瓜葛,这一带被他称之为“大院文化割据地区”,他“自己是从那儿出身的,一身的习气莫不源于此”。到现在“一遇到事,那些东西就从骨子里往外冒”。
这些东西是什么?大概就是一种属于年轻人不计后果的莽撞与直率。
姜文把《动物凶猛》改编成了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除却时代的印记,每一代人的青春几乎都是这么相似。我还喜欢叶京根据王朔的小说《玩的就是心跳》改编成的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青春在王朔的笔下大抵就是挥霍不完的热情,被压抑的欲望,无处发泄的能量,晒得黝黑的面孔,豆大的汗珠吧嗒吧嗒落下,炽热焦灼,又无处安放。
八九十年代的北京太酷了。电影《顽主》,三个主角选得特好。张国立、葛优、梁天,他们仨穿着衣冠不整的衬衫,就这么双手一插兜,百无聊赖地往那路口一站,那种八九十年代的味道就出现了。他们奚落着正经,嘲弄着一切他们视为权威的东西,满嘴跑火车,揪不出半句真话,逢人就开涮逗乐。王朔唯一一部导演的电影《我是你爸爸》中,胡同街口站着的,也尽是这些叼着烟流里流气打台球的青年。
王朔的小说给了我关于八九十年代的青春的想象,他笔下的青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沦入社会底层而不自知,肉烂嘴不烂,于话语中维持自大,像活在梦里,依然卓尔不群,俾睨众生。是爱装大个儿的,是流氓假仗义,也有点不甘寂寞。”这些人邪里邪气,不苶不傻,油腔滑调,蔑视着伪善,这是一个对经历过的假正经假大空时代的矫枉和反讽。譬如,他在《一点儿正经没有》中对于作家这个行当极尽冷嘲热讽:
“‘如果一个人两手攥空拳,无财无势无德无貌,他怎么才能一夜之间小家乍富平步青云摇身一变什么的。’
‘去偷去抢去倒腾国家嫁大款什么的。’
‘既没偷抢的胆儿又没做生意的手腕还阳痿。’
‘脸厚不厚?心黑不黑?’
‘厚而无形,黑而无色。’
‘那就当作家,他这条件简直就是个天生的作家坯子。’”

在我印象中,王朔最凶猛的时候是在2007年。那会儿我还在读初中,老是能从报刊上看到他在骂人,把诸多地域的人贴标签式的骂了一通。当时心想,这孙子真是乖戾,所以到了很晚才看他的书。可是我现在回看那个时候的他,却有一种不自觉的同情。冯小刚和他闹掰,父亲死了,哥哥死了,梁左死了。对于死亡的恐惧在那时深深攫住了他。
他的这些暴戾,或许也是源于内心的坠落,对人间事的意兴阑珊,失望沦为虚妄,兴致寡淡,索性就自我放任。他的好朋友马未都曾说过一个细节:
“他们家住的门口有一修自行车的。他看着他就烦。然后他突然走到那人跟前说:‘我给你三万块钱,你能不能离开这?别让我看见你。’那人说行。王朔就回屋,拿出了三万块钱红石沟,就给了这修自行车的。那人就绝尘而去。这时候王朔家里,我估计就三万零一百块钱,他为什么说出三万,因为他知道他就这点钱。他当时就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他后来写的东西,为什么后来人很难理解呢,就是这个缘故。”
那段时期,他开始读佛教,开始了解物理学和宇宙学。《我的千岁寒》即取材自《六祖坛经》,这毋宁是他对自己的一种救赎,想从痛苦中挣脱。他在《回忆梁左》的文章里如是写道:“一个人没了,说什么也是多余的,记着也好,忘记也好,都是活人看重,逝者已经远去,再见面大概也忘了这一世的事。”
我们熟悉他被媒体所塑造出痞子形象,口无遮拦地骂人,成了他的符号。可是我们知道,真实生活中的他并不如是,至少某一段时间里不是。王朔是有过不少欢欣的日子的,我们在他小说中看到的那诸多叽叽喳喳的热闹,大多是他早年生活的印记。
他说《浮出海面》这篇小说是他所有小说里写得最吃力也是最满意的,通篇写的是感情生活。他说得如此真诚,让我们愿意相信和前妻一同完成这部作品的日子在他生命中所占有的分量:“过去我是自私、猥琐、心中充满阴暗念头的人,以讥笑人类所有美好的情感为乐事。现在,我不得不承认,我是幸运的,没有权力抱怨。”
可他终究还是个很矛盾的人,在女儿六岁的时候,他离了婚。女儿结婚的现场,他也没有到场,陈丹青说:“他扛不住,没有勇气站在这儿。”他的敏感与软弱,和他的锋芒与机敏,并存着。再凶猛的动物,也都有他柔软和温情的一面。
这种对照,让他的生活就像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这题目,前半部分的人生是“火焰”,后半部是“海水”。绚丽的时候绚烂之极,可平淡的时候,也终究落得平淡无奇。我有时候会想到《红楼梦》,前面是热热闹闹的喜宴,大伙儿欢聚在一起,那时候的他,就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被无数拥趸簇拥着,欢呼着,春风得意的坏蛋。可是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筵席终散,后面只剩下了白茫茫一片。
据说王朔在写上古史,无论他再出什么作品,不管怎么样的改变,只要能让他摆脱抑郁与困顿,我觉得都是好的。不必苛责一个人非得在另一个人生阶段去完成与他年轻时候类似的创作,好的写作永远是最私人的,最个体的,是自我解脱与救赎的。
以《我的千岁寒》中的一句话作结:“我再见你,记住,不是青苔,也不是蘑菇,是一片橘子色。”这一片橘子色,我姑且理解成是识得乾坤大后的人,犹怜草木青的那一点温存与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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